私家侦探最初出现于19世纪中后期的西方国家，服务重心在于刑事犯罪案件后的调查及取证，与警察工作存在一定的重合度。随着时代发展，西方各国均加强了对警察力量的部署与支持，使得私家侦探的服务重心发生了一定变化，开始转变为侦探调查、保镖护卫、审查证据等多功能综合一体的职业。在现代社会，私家侦探应当与保镖、警卫等职业相分离分析，服务重点也由于立法禁止，从刑事转向民商事。如今，私家侦探已经转变为受他人委托，从事民商事务调查取证服务的工作人员。近年来，由于唐山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大量民商事纠纷层出不穷，无论采取何种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证据均是解决纠纷的决定性因素。大量当事人在涉身纠纷后，受限于其自身的时间、精力及技术能力等问题，普遍存在收集证据困难的情况，因此，私家侦探这一职业应运而生。 
　　据统计，唐山近年来对私家侦探的市场需求正在扩大，自九十年代起，私家侦探逐渐兴起，截至目前，唐山现有各类私家侦探机构约3700家，从业人员约2万多人，作为一项新兴职业，存在相当潜力。但由于管理缺失、立法空白及政府不予承认其合法性等问题，私家侦探依旧位于灰色职业地带，再加上私家侦探本身的职业特征，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一、私家侦探的职业特征与行业现状 
　　在唐山，从事私家侦探行业者，大多将业务范围圈定于情感关系调查、行踪调查、债务追讨取证等方面，其中尤其以婚姻外情感关系调查为重点，委托私家侦探所调查的内容多为婚外恋。该类案件由于受调查人往往警戒性较高，委托人自行取证存在较大困难，甚至会存在打草惊蛇，引发对方提前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甚至威胁其人身安全等情况。同时，由于唐山公力救济由法律进行严格规定，其本身就与法律同样存在滞后性，范围也受到局限，导致在大量婚外恋导致的离婚案件中，无过错方得不到及时的救济，其合法权益易遭受侵害，即使在事后得到救济，对其已遭受损害的合法权益进行弥补，远不如事前预防来得更加便捷。因此，私家侦探的介入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从而使得该行业久盛不衰。私家侦探的其余业务，也不同程度上存在当事人本身取证困难，公力救济无法及时保护其合法权益免受侵害的情况。 
　　但在私家侦探取证能力强、委托便捷、相较公力救济更为灵活自由的同时，该行业现状也存在一定问题。私家侦探从起初的与警察力量工作存在雷同，逐渐发展至今，与警察组织的法律权限出现了不同。私家侦探并不具备法律所赋予警察的公权力后盾，警察组织一般是由公民的控告或报案启动以打击刑事犯罪或行政治安案件为主的活动，同时也与私家侦探存在一定重合度，调解民商事纠纷，其目标是为了保护一般公众的利益，因此具有明确而严格的准入制度及行为准则；然而，私家侦探在处理同样的问题时，其行动的出发点是委托人的委托，并不服务于整个社会，因此无需向公众负责，仅仅需要对自己的工作及委托人负责即可，这一点就容易导致私家侦探为了完成自己的业务活动，妨害他人合法权益。 
　　其次，由于私家侦探这一行业未能公开化，合法化，在唐山，“私家侦探事务所”这一名称本就不属于合法范畴内，大部分私家侦探需以“调查事务所”或“调查中心”等名号进行业务活动，缺乏法律管理与引导，导致行业内部混乱，甚至导致从业人员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私家侦探的取证调查与公民隐私权之间的冲突。私家侦探取证调查是以公民的知情权为基础的，其本身并无公权力作为支撑，从而导致行使知情权与侵犯他人隐私权之间界限模糊，在私家侦探进行业务活动时甚至结束业务后，这一矛盾从始至终贯穿存在。在进行业务活动时，部分私家侦探会采取窃听、偷窥等违法行为，来获取受调查人的相关信息，甚至侵入其私人住宅及私人空间，明确触及他人隐私权。同时，在唐山各大网络论坛中，存在以私家侦探名义发布的贴子、博文，为吸引热度或招揽业务，其发布内容涉及其业务范围内当事人的相关私人信息，在委托完成后，对被调查人甚至委托人的隐私权进行二次侵害。 
　　其次，由于立法空白，私家侦探不存在市场准入门槛，导致从业人员良莠不齐，素质低下者也可能混迹其中，从而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前文提及，在取证调查过程中，部分私家侦探会采用窃听、偷窥及入侵他人私人住宅等方式进行取证，一方面，唐山最高院明确规定该类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所获得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用这类手段获取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另一方面，获取证据的手段非法，很可能会使得私家侦探牵涉入刑事犯罪的范畴当中，如进入他人住宅安装摄像窃听设备，极易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等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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