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一种叫做“情感”的东西，“王凤雅事件”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如果道德情感并不是真实的，而是表演出来的，或是心理保护所产生的，它要么不可能有社会动员，要么起到的就是相反的社会动员，是“劣币淘汰良币”的社会动员。
让故事能够发生的情感，名字叫同情心，属于道德情感。
很多思想家，比如中国的孟子和英国的亚当·斯密、美国的弗洛姆，都把同情心视为人的一种天性。孟子认为这是人跟禽兽的区别，一个人没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斯密认为这是人的原始情感，哪怕是最大的恶棍都不会全然失去同情心；弗洛姆则认为一个人如果失去同情心，他心理一定扭曲和变态了。
所以情感有一个基本的社会功能：保护弱小，保护处境悲观的人，保护处于危难中的人（无论贫富）。它是从人心里发源出来的非制度性的社会保障。因为人有同情心，一个人如果处于无助之中，不至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那么就可以有一个判断“世道人心”的指标了—有多少人还有同情心，社会机制是有利于还是阻碍了同情心，以及其它道德情感（比如对不公正的愤怒，比如对虚假的唾弃）的表现。如果道德情感没有渠道表现，或它的表现会付出巨大的成本，就一定会减少并变得稀缺。
前段时间，我走到楼下正要出门时，有一个带小孩的少妇急匆匆跑过来对我说，有一个老人瘫倒在电梯里了。我赶快和她过去。但在搀扶这个老人去他家时，我不由自主地冒出了一个担忧：如果老人的子女诬赖我，说是我把他撞倒的怎么办？我知道可能有电梯的监控和少妇可以作证，但是，从社会现状上看，毫无疑问我要承担风险。而且本来是做好事，还要去承担被人诬赖的风险和浪费时间去自证清白的成本，其实是很没有意思的。做这样的好事，其意义只剩下了不被良心谴责而已，并没有体验到那种快乐的报偿。
如果道德情感的表现，仅仅是在内心的压力之下给自己一个交代，那么它就只取决于一个人的人格，而且会不断地压抑，社会功能肯定是衰弱的。
除了以上这点之外，我们也还需要判断一种道德情感的动机和性质是什么。毕竟，无数人要装高尚，要装爱这样那样并不难，语言上就可以搞定；他们要想象自己很高尚也比较容易，心理保护自动就可以产生。
比如那些围剿杨美芹一家的正义人士，他们表现出的那种“正义感”就非常可疑。他们当然愿意用“不了解情况，脑子一热就骂了”来辩解，但这一点根本不能糊弄过去。
一个内心里真正具有道德情感的人，在一个处于失语状态的弱者面前，人格上会约束自己的攻击欲望的，至少会等一等。马上就相信自媒体、公益组织、大V编造的故事，恶毒地攻击过去，并不仅仅说明他蠢，也说明他本来就想找一个靶子攻击发泄。变坏是从变蠢开始的，反之亦然。
从心理逻辑推理一下，那种所谓的正义感，其实是在发泄、攻击时想象出来的，目的是包装自己那些突破道德甚至法律底线的行为，以便显得理直气壮。当一种道德情感好像要通过攻击别人才产生时，它在人心中原来并不存在。
所以很多人连“我错了”的姿态都没有，有的那些道歉也不过是危机公关式的语言。
除了进行非制度性的“社会保障”，道德情感也是一种“社会动员”。大到国家层面，爱国心和“不当亡国奴”的情感，可以让一个民族对外来侵略者同仇敌忾。中到社会运作机制层面，道德情感可以让一个社会在心理和利益的分配中，实现“良币驱逐劣币”。小到人际互动层面，可以让一个小偷偷东西时人人喊打，而不是都保持可耻的沉默。
但是，如果道德情感并不是真实的，而是表演出来的，或是心理保护所产生的，它要么不可能有社会动员，要么起到的就是相反的社会动员，是“劣币淘汰良币”的社会动员。它只是让一群投机者、伪君子、心理扭曲的人占据了合法性的制高点，利益和心理的分配将有利于他们。这必然导致真正的道德情感表现的严重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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